我最后一次见到沈昭，是在东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房里。消毒水的气味渗进骨髓，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在耳膜上跳动。他蜷缩在纯白被褥间，右手无名指上还套着那枚褪色的易拉罐拉环。

那是我们十八岁那年，在开往札幌的夜行巴士上，他借着车窗外忽明忽暗的雪光，红着眼眶套在我手上的。

"等攒够钱就换成钻戒。"他说话时呼出的白雾凝结在我发间，"等春天来了，我们去上野公园看樱花。"

可是春天永远停在了三月末的凌晨四点十七分。呼吸机发出刺耳的警报，他的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，像是要抖落一场迟到了十年的雪。

2009年的平安夜，我在便利店值夜班时遇到沈昭。玻璃门被风雪撞开时，他肩头落满细碎的雪粒，像棵被砍倒的圣诞树。黑色卫衣兜帽下露出半张苍白的脸，左手攥着个空荡荡的牛皮纸袋。

"请问......临期饭团可以半价吗？"他说话时喉结滚动的声音比话语更清晰，冻僵的手指在收银台留下湿漉漉的水痕。我偷偷把两个红豆面包塞进微波炉，加热提示音响起时，他忽然伸手按住我的手腕。

掌心的温度烫得惊人。"你发烧了。"我说。他却像被火燎到似的缩回手，脖颈泛起病态的红晕。玻璃窗外呼啸的暴风雪吞没了他的回答，只记得最后他踉跄着冲进雪幕时，在门框上留下五个泛白的指印。

第二天清晨交班时，我在储物柜后发现蜷缩成一团的他。睫毛凝着冰晶，怀里抱着个沾满雪水的素描本，最新一页用炭笔潦草地画着便利店暖黄的灯光，和灯光里低头理货的少女侧影。

"我叫沈昭。"他烧得双颊绯红，指尖却冷得像北海道深海的鱼，"能借我支笔吗？今天的朝霞很美。"

那支红色圆珠笔后来成了他最珍视的宝物。我们蜷在阁楼逼仄的榻榻米上分食泡面时，他总用它在泛黄的报纸边缘涂鸦。画我系着便利店围裙的背影，画屋顶漏进来的月光，画我们共用一副耳机时，老式MP3屏幕幽蓝的光晕。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