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心理医生，我自诩掌握了一切关于失去的专业解答。直到那个夏日的午后，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孩走进诊室，轻声说：“医生，请帮我规划最后三个月。”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所有关于生死的理论，在真实的离别面前，不过是苍白的安慰。我是贺谦，一个需要被治愈的治愈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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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下午三点，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诊疗室。我正在整理上一位来访者的病历，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我头也没抬，继续写着结案报告。

“医生，打扰了。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一个清澈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米白色针织衫的年轻女性，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她的面容清秀，眼睛很大，带着一种我形容不出的平静。

按照惯例，我示意她在诊疗椅上坐下，开始例行的初次会谈。

“我叫苏杉，今年27岁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清晰，“我想请你帮我规划最后三个月的时间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这种开场白很少见。通常来访者会用更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困扰。

“最后三个月？”我翻开问诊记录本，“能具体说说吗？”

她笑了笑，从包里拿出一份病历递给我：“胰腺癌，晚期。主治医生说我大概还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。”

我接过病历，指尖微微发凉。七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从未如此失态过。那一刻，我忽然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“你看起来很平静。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专业性。

“是啊，我也觉得自己挺平静的。”她轻笑了一下，“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。”

“幸运？”

“嗯。我前阵子查出病情的那天，正好撞见未婚夫和他的助理在办公室...你知道的。”她用一种近乎轻松的语气说着，“所以我觉得挺好的，省去了分手的麻烦。”

我在病历本上写下：“患者情绪异常稳定，需要注意...”笔尖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