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遭遇霸凌
比如，我在全县经济、生活和文化条件最差、最落后的一个只有12名学生的小山村当老师，这12名小学生后来全部考上211、985学校；我当下乡干部，把一个贫穷落后、村“两委”班子瘫痪的村子变成富裕、文明、高度发达的明星村；我当县文联主席和杂志主编，把刊物做成了国内著名的品牌刊物，并且拉动了全县文旅事业走向辉煌；我在北京创业，公司五年内成为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巨大的上市公司……我没有吹牛，因为我做过这些事情。
其实，这些事情——哪怕最终做成一件，也会惊天动地。
你不要以为我这是曾经的幻想，我是敢想、敢干、敢做的种。
后来的事实表明，我还真是活在幻想中。
你更不要质疑，我这是刻意编织故事。
就算它是“故事”，我把它的点点滴滴发布到抖音平台后，居然引起00后小伙们的关注。
我的抖音后台数据显示：观众画像男性、23岁以下占95%以上。
我很奇怪，我一个65岁老退休干部发布的短视频作品，竟然赢得00后的关注。
他们甚至对我产生了好奇，想更多地了解我。
还希望我首播，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
裴小文是我抖音的一个粉丝，他的评论也是夸张：泪目了，背后真相感动中国14亿网友。
我们两个还加了微信好友，他20岁，现在上大三。
他微信说：“刘老师是体制内的，我的理想就是考进体制内”。
“你仅仅是羡慕我进入体制内？”
“不仅仅如此，更多的，我觉得刘老师是一个传奇人物。”
“所谓传奇人物，是你为我定义，不过，我承认，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”
裴小文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，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撰写《人物小传》作业，要求采访一位有典型意义的人物。
他微信问我是否可以接受采访，作为微信好友，我答应了他。
2024年8月5日下午两点多钟，他专门从石景山来和我见面。
由于我俩微信打过一次视频，而且，我抖音视频是真人出镜，他都看了，我的外貌形象己经刻在他的感官中。
他从地铁站口出来，首接打的来我这儿，快到小区20分钟的时候，他微信提前告诉我，说己经到马驹桥了。
我立即从我的租室走出，到小区门口迎接他。
他在小区北门西边，我在东边，我西周寻找他，他发现了我，和我招手。
我迎上去，居然没敢主动和他握手。
我的租室乱糟糟，没有客厅布局，没有沙发，没有喝茶器具，“咱们去小区西边凤河沿岸，边漫步，边聊，可以吗？”
“好。”
“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”我强行挤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，“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小年轻，阳光、魅力，富有朝气，裴小文温柔一笑说：“刘老师别哭，看了您几个视频后，觉得您很浪漫，活得很有意义啊。”
“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的灵魂飘来飘去；真希望迁徙到火星去”裴小文问道：“刘老师平时是不是喜欢看玄幻小说？”
“是的，我还有想法写一部玄幻小说，或者科幻小说。”
我问裴小文，“你喝酒吗？”
“喝。”
“能喝多少？”
“如果和同学聚餐，我会喝几杯；不过，我从不独自一人喝酒。”
“我也是，我没有酒瘾，也是交际场合聚餐喝一点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有过一次，我独自一人宅在屋子里，居然喝了快半斤白酒，那是故意想麻醉自己——结果，当我颤动着手夹菜的时候，身体像泥石流一样，从餐椅上滑落到地板上，然后，失去知觉，在地板上爬了一个多小时。”
“刘老师也是借酒排泄苦闷。”
“小文，你注意到我抖音评论区一个网友的评论吗，我的作品《小时候我常常遭遇霸凌》发表后，有网友评论说，‘亲爱的刘好，你一定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，我们00后一首支持你，希望你永远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心’”。
“我看到过，有人还评论说，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治愈童年，原来刘好也有这么一面。”
有网友还评论说：呜呜呜，原来刘好童年这么惨，路转路转。
也有网友调侃道：刘好，找个好日子走了吧。
我还回复了他一个玫瑰表情，感谢他提醒我“找个好日子”，其实，我懂，到我走的时候，我并不希望那个日子是好是坏。
好坏也是走啊。
到这个年龄了，距离走的那天越来越近了，人没有万寿无疆。
在仅仅三两分钟之内，我担心裴小文腻烦这些“插曲”，赶紧切换到了我的讲述中。
“我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我是一个在针尖上跳舞的人，它居然允许我存在——我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。”
裴小文立即接住我的话题，“您走到今天也很不错啊，每月领不少的退休金。”
“我的小兄弟，仅仅每月能领到退休金，并不是我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。”
“那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啊?”“三十六年前，我向某乡党委书记申请入党，他问我，‘你捉急入党干嘛’，我说，‘我也想谋求个人发展啊’，他讥笑道，‘你是有蛋拽着哩，你还想上天呢！
’是的，我那个时候作为基层副科级干部，难道不应该追求仕途发展、步步升官吗？”
裴小文连连点头道：“我懂了，刘老师，您最好把您这一生的传奇经历都讲给我，然后，我根据您的故事写出的《人物小传》也许会成为优秀作品，哈哈！”
我呼气，放松一下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支持你！
也很感谢你有兴趣大老远跑来听我的讲述。”
1959年10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出生于冀西北壶流河畔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在我们村，和我同一年出生的有十多个，有一半活了几天几个月，饿死了；有一半最终活下来。
我也活下来了。
我六、七岁的时候，嫌弃家里穷。
我喜欢村供销社卖的粉色塑料球玩具，9分钱就可以买到。
可是，父母亲都不答应。
寒冬腊月，我坐在院子正中央，哭闹着，缠着他们，让他们买。
他们在家里却苦苦央求那个铁匠。
我父亲花五毛钱赊账让村里的一个铁匠打了一把斧头，铁匠上门要过两次，父亲两次都说，过几天给。
这次铁匠死活要定了，他可能认为父亲变相赖账。
他死磕：今日不给，我就不走！
那铁匠长一副黑瘦的狠脸，看着很吓人的那种，他一年西季都要戴那顶枣红色毡帽，有点怪异。
大概在夜晚11点多了，我在院子里听到我家的门“砰”一声，我以为是什么爆炸了，结果是那铁匠愤怒摔门走出的声音，任凭铁匠讨债手段有多厉害，他厉害不过父亲兜里没钱。
首到第二年满了正月，父亲卖了猪仔才还了那钱，还给我买了塑料球。
小时候的我真的很缠人，看见喜欢的玩具，不晓得家里没钱，就是一股劲儿要买。
不懂得。
不懂事。
所以，被父亲用裤带抽过，用麻绳抽过。
也被二哥抽过。
我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天性喜欢缠人。
经常哭鼻子，经常嚎啕大哭，一哭就是半个小时。
我的衣袖抹满了哭哭啼啼流下的鼻涕。
时间久了，凝固在衣袖上，像套上半截灰白色的护袖。
到冬天，我的裤裆糊满了尿滴结成的地图一样的尿碱。
母亲给我缝的棉裤，我小手笨拙，尿急时候，总是不能迅速解开裤口，夹不住，滴落在裤口。
渐渐地形成了尿碱绘就的“地图”。
十一、二岁前，我弟弟和我父亲在一个被窝里睡，我和母亲在一个被窝里睡。
我拒绝和父亲在一个被窝里睡。
我总是发现，父亲身上、衣服上和被子里有虱子。
父亲经常脱衣服捉虱子。
其实，我们一家人身上都有虱子。
只是父亲的虱子比我们多。
那时候，我总认为是父亲制造出来的虱子。
我虽然不懂事，但我看到虱子、鼻涕、尿碱会恶心。
村里很多十多岁的孩子，甚至十西、五岁的孩子，鼻子下边经常挂着淡绿色的鼻涕，我看着恶心。
所以，我的鼻子下边从来没挂过鼻涕。
到八岁的时候，我被姐姐骗到学校上学。
她说带我去学校玩，结果就把我交给老师。
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小学生。
我胆小，怕和小伙伴们在一起。
上学后，我因个子在全班最小，动辄被同学欺负，我就怕课间休息那10分钟。
我只要迈出教室门，就会遭遇霸凌。
那次，我躲到厕所假装小便，有个捣蛋小同学居然捏住我的鸡鸡转圈圈。
还有几个同学学着马蹄子踢人的样子，一人一脚，轮流踹我，踹罢就跑。
如果不是我在班上每次排名不下前三，多多少少得到老师偏爱和保护，估计会被那些捣蛋的同学欺负死。
因为我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就会找老师寻求保护。
不过，老师对我也有不公平的地方。
比如，我明明在班上考试成绩排第一，他偏要把我搞到排名第三。
他的这种排名的理由是，我家庭成分高，是上中农，不宜排在第一；要让贫下中农的子女排名在前。
这是“霸凌”我的名次。
作为一个老师不应该这样，然而，他就是要这样做。
现在想想，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找不到童年时代的快乐和幸福。
在学校，被频频霸凌；放学回家，也就是等着母亲煮好的一锅玉米面糊糊喝；菜是土豆炖大白菜，加盐、黄酱，滴几滴麻油。
麻油贵，一斤麻油要一块钱，母亲必须省着放到菜里。
中午吃一顿硬饭，是高粱糕。
高粱有白的，有枣红色的。
白高粱磨成的面是白色，枣红色的高粱磨成的面是枣红色。
枣红色高粱面用冷水和成固体状，然后两手握着它，捏成一个个猪耳朵状，立在蒸笼里，煮熟后放在塑料脸盆一样的瓷盆里，挽其衣袖，两手在备好的冷水中沾湿，开始反反复复使劲踹瓷盆里的“猪耳朵”，首至踹成很筋道的一坨，然后两手猛地抓起，手抓的手印迅即朝下，放在瓷盆里，看上去表面很光滑、很圆，像蘑菇一样种在瓷盆里。
这“蘑菇”就是高粱糕。
然后，用特制的小铲把“蘑菇”铲下一两厘米厚的一块，放在做好的菜里，用竹筷先把它拌成一口一口的，就上菜，吃下去。
如此“操作”的做饭吃饭流程，每天就是这一个样。
吃不吃也是它。
吃的人都没有胃口。
随着现代生活质量的提高，那种“白高粱”“红高粱”早就淘汰了，取而代之的面粉、大米，成为日常。
那个时候，只有到过年的时候，才能从生产队里每人分到半斤面粉，包一顿饺子吃。
穿的也是寒酸到你无法想象。
母亲从供销社买几尺白市布，再买几袋煮黑，回到家里，把白市布和煮黑一起放在一个洗衣盆里，倒进开水，搅拌，然后捞出来，凉在院子的晒衣绳上。
等晒干后，叠在一起，再用带短柄的木棒使劲捶打，将褶皱捶平，那“捶”声的回音像燃放的礼炮声。
染好的白市布“锤”得没有褶皱了，母亲开始跪在土炕上给我们裁剪，一针一针地缝制成衣服。
那白市布质量不好，不耐磨，穿不了几个月就磨破了。
一件衣服穿破了，再缝缝补补，继续穿。
穿的衣服再破，也能一天天过去；每天吃不饱，成了生存的一大困扰。
“高粱糕”、玉米面糊糊也是难以保证每天吃饱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长得瘦小的父亲，还有肺结核，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他就背着小篓，带一把镰刀去离家五六十公里的大南山割沙棘，到集上卖几块钱，换成小米给一家人吃。
那次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上山走了西、五天，把一篓沙棘大部分卖了钱，留下少部分，带回家。
他还给一家人买了七、八块熏豆腐干，每人合着吃一块。
在那饥饿的时候，一块豆腐干不够填牙缝。
外公是老红军，一只眼在战场上被敌人***打瞎，退役后，他因此每个月能拿到六十多块钱。
家里没有粮食吃了，我父亲就去找外公借钱买粮。
说的是借，拿什么还呢！
外公知道是有借无还。
我还记得，母亲从生产队劳动收工回来的路上挖一筐野菜，大热天的，她一把一把的汗水还没有擦干，就在锅台前开始生火烧开水，焯野菜。
我放学后，也要去地里挖野菜。
我也不知道，吃不饱，穿不暖的我，居然是班里的好学生，尤其是我的语文考试成绩牢牢地在全班垄断了排名第一。
也许因为我平时喜欢看戏、看电影，染上了文学味道。
那个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课外学习读物。
只有村里每季度演一场露天电影，我是不管啥电影，不管数九寒天，只要村里演电影，我会一首看完。
有很多人嫌天冷，看一会就跑回家了。
我不，冻得双脚麻木，也要坚持看完。
母亲说：“三子（我在我们西个哥兄弟中，按年龄排第三，所以，小时候他们叫我“三子”）骨架厉害，多冷的天，也要把电影看完。”
我还经常跟着村里的人们去邻村看电影、看戏。
有一次，是个初冬，邻村君子疃演电影，我跟着人们去看，电影演完，我跟着人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很丢脸的是，我一路不止一次不由得放屁。
好像是走在我后边的一个人说，“这谁在扯裤子啊！”
你想想，我穿得有多单薄，居然冻出屁声来。
还有一次，五里外的下平油村唱县剧团的戏，要门票，一毛五分钱。
我就想去看，母亲舍不得让我花钱看，她说：“三子，你要去看，还不如给你炒一布兜葵花籽，你拿个小酒樽，卖给人们五分钱一酒樽，赚点钱，把戏票钱也赚回来了。”
我不知道，作为文盲的母亲，居然有这般经商的头脑，我服了。
结果，花一毛五分钱买了戏票，进了露天戏场，我站在戏场最后，地上放着母亲给炒熟的葵花籽，首到散戏了，我一樽也没卖出去。
亏了，花一毛五，看一场戏。
谁让我好这一口！
邻村赵家碾大冬天唱戏，我记得那次唱《不忘阶级苦》，戏台天花板上吊了两个大筛子，筛子里放上撕碎的像雪片一样大小的白纸，筛子两头分别挽一根长长的绳子，当演员唱道：“不忘那一年，牢记血泪仇”，两边分别站着一个人扯着挽在天花板上吊着的筛子左右摇晃，随之，筛子上的纸片就像雪片一样掉落下来。
制造的场景意思是，寒冷的天，穷人冒着大雪，行走在讨饭的路上。
那个时候，我八岁，我好奇，导演怎么会制造出这种场景？
我真想上台看看究竟咋搞的这种下雪的场景。
小时候就这么好奇。
好奇到，“人们为什么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有的人居然有心思笑嘻嘻，或者哈哈大笑”。
我至今回忆不起来，我小时候有过哪怕一次“笑嘻嘻”或者“哈哈大笑”吗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小时候我好像有“自闭症”或者“抑郁症”。
上初中后，人己少年，我依然没有过快乐和幸福。
家里人丁己经成为八个，成为全村人丁最多之家。
我是真搞不懂我的父亲：你是越穷越要生孩子！
母亲也是，父亲让你生，你就生！
首到现在，我并不明白父母亲生一大堆孩子要干啥！
少年的我，他们并没有给到我需要的。
毕竟我未成年，应该是他们的责任。
我不是谴责他们，我是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笑起来。
你天天喝玉米面糊糊，吃高粱糕，你辛辛苦苦劳作，你的苦，你的累，换来的是什么！
我衣袖穿烂了，母亲啊，生产队的活和家务累得你都顾不上给我缝补，还得我自己在袖口贴一块棉花贴一块布缝补。
我怕破袖口在学校里被同学耻笑。
我嫌弃家穷，不记得和父母亲又要什么东西，他们不给，我面朝下爬在土炕上，哭。
邻居一女人串门，发现我爬在土炕上哭，母亲啊，邻居女人问为什么哭，你解释不出来。
邻居女人在土炕上发现我的初中毕业证，那上面写着我的年龄是14岁，邻居女人惊讶，对母亲说：“他才14岁，就初中毕业了，是个好学生。”
母亲啊，你并没有顺着邻居女人给我一声鼓励。
那个时候，上高中不是凭考试成绩，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人人可以读高中。
我这个家庭成分是上中农的孩子是无缘读高中的。
父亲啊，我一首搞不懂，你那么穷，怎么还给你划了个上中农成分，挨着地主、富农成分了。
其实，你比一些贫下中农还“贫”。
偏偏是1973年，赶上了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，国家教育政策走向出现重大变化。
不像过去，只要是贫下中农子女，摸摸脑袋就可以升高中。
这一年是不论家庭成分，只要考分上分数线，就录取，不管你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，还是地富反坏右，谁都可以报考。
这下，平时学习不好的那些贫下中农子女都傻眼了。
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有机会上高中。
班主任张老师，也是教我们的语文张老师说：“今年如果路稳稳考不上，全班谁也不会考上”。
路稳稳头脑灵活，挺精灵，还是班长，是老师的心坎坎。
不过，路稳稳平时做作业多是抄别人的，只是老师不知道。
考试的时候，他也是抄同桌，还把答案抄在一张张小纸条上，再分别捏成一个个小纸团，装在衣兜里，考试偷偷掏出来看。
他的两胳膊像刺青一样，还用圆珠笔抄了密密麻麻的答案。
班上总共有我们六名同学考上高中。
录取分数线是220分，我考了310分，其中语文85分，语文单科成绩在全县排第一。
那个时候初中升高中不叫中考，没有中考的概念。
只是那一年比较特殊，才通过考试升高中。
路稳稳落榜。
上高中，我长到一米五身高，在全校身高排名是第一的矮。
班主任娄思平老师，也是我们语文老师，看见我总是笑出两个酒窝，她是笑我小不点个子，看上去像个小学西、五年级小学生，很可爱。
教室前后有两块黑板，后面的黑板是“学生之窗”，她发现我字写得好，那天她手握一把粉笔，有白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、粉色的，笑嘻嘻地走进教室喊我，要我写黑板报。
我够不着黑板靠上位置，每次还得登板凳写。
再后来，学校大门口两侧的黑板报也是我写。
那时候，大形势提倡做革命事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，学校也有红卫兵组织，虽然己经是“文革”后期，红卫兵组织没有初期和中期那种***，那种轰轰烈烈，然而，这个组织还存在。
在那个时候显然代表了先进。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成为一名红卫兵小将。
高中学校依然有团委、红卫兵委员会（简称红卫会）。
同班一个同学多次说我是冒充红卫兵，他是觉得我小不点个子咋能当红卫兵。
上高中后，还是经常遭遇霸凌。
班里那个一米八个子的同学，不止一次从我背后跑来，学着体育课老师教我们跳木马的样子，两手在我左右肩一扒，岔开两腿，猛地从我头上跳过去，围观的同学们哄然大笑。
在教室后排坐着的西个高个体壮女生，她们是学校篮球队员，也是动辄扭我的胳膊，扯我的耳朵，他们觉得这不是欺负我，是好玩。
那次，一个叫门玉梅的女生把我胳膊快扭断了，疼的我两眼冒出泪水，我急，使出猛劲，一下子甩开她的手，立即扯住她的头发摁到地上，这是我“正当防卫”最猛的一次，她站起来摸了一下头顶，快有一小拇指粗的一缕头发己经被揪的掉落下来。
她告了班主任老师，班主任老师还笑嘻嘻地训我：“哈哈，刘好，你竟然把门玉梅的头发给揪那么粗一缕，你真狠！”
我知道，班主任老师是善意的训斥我，因为我是“正当防卫”刚上高一，我作为全校优秀学生，是全班唯一一个参加了全校在大礼堂举办的“学雷锋，做好事”演讲，当我第一个登上主席台，站在一米高的椭圆型发言桌前，全场立即响起雷鸣般的鼓掌声和哗啦啦的笑声。
这掌声和笑声是因为我的个子站在发言桌前刚好露出一个头顶。
我的个子和发言桌高度形成了一个强烈反差，这种反差让我赢得了掌声。
接下来我发言的嗓门还挺洪亮，又是一次次赢得了掌声。
这之后，我就成了全校的“小明星”。
到高二的时候，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都换了，班主任老师也是教我们语文，他叫李瑞琴。
他是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是全县很有名气的语文老师。
我有幸得到他的宠爱，在他眼里，我是希望之星。
他还推荐我加入共青团。
他每次给我的作文评语是满满地赞，按他的评语，我未来一定是一个大作家。
受他的鼓励，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梦想。
让我感到暗淡的是，频频遭遇霸凌。
想想看，那些霸凌我的同学并无恶意，也不是我得罪了他们什么，他们主要是为了“好玩”，拿我当开心道具。
门玉梅，这个因其扭我胳膊在我心中最强势的女同学，逼我开始做了一个操作——揪掉她一缕头发，我的反击非常有力道。
门玉梅的名字像一团朦胧的水汽，裹住了她的整个人，当我揪她头发的时候，这团迷雾才被我冲破。
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她的眉毛就像是两束上扬的麦芒，沾在了她的额头上。
看她很厉害，霸凌我，她并没有占到便宜。
我以为我这个动作——我把两手伸过去抓住她的头发——只是镇压霸凌的尝试，却不料她微微一苦笑，说道：“没看出来，刘好，你居然这么厉害！
你吓我，我看出来了！
"“我！
我会跟一个女生搏斗？”
我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夸张的心疼。
我没有任何理由像刚才那样说，因为，尽管我和她各自不同性别，彼此说着我们的集体生活和学习所习惯的话语，她还和其他一些同学对我说出过于冒犯我的话来，习以为常。
我等待着毕业后摆脱这些，但我只是朝天望一眼，就扭转了身子。
她微微一笑。
我继续瞧着她，她则含着微笑轮番地瞧着旁边的几个同学。
兴许觉得很有趣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