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竟成都是有名的水城，有不少人靠水吃饭，只要水运不断，市井就不会显得太过冷清。
金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，河上通行着运货的小船。
由于河道不宽，河上的小船也不大，是用竹篙撑的，一次最多仅能载重三西百斤。
但这样的运力也够用了，足以支持河边各类场馆的经营。
河边新开的一家大澡堂，其每天所需的燃料便是靠这些小船运进来的。
久居中夏的人都知道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帮会，金河当然也不例外。
而澡堂这一片的河道和码头，则是嘉阳帮的地盘。
因此，在李福生和张树增泡完澡后沿着这段河道行走的时候，他们不时能听到嘉州口音的号子。
“耶，那龟孙子好像是犍为的？”
李福生冷不丁冒出一句。
“谁？
哦，他啊，他啷个是犍为的噻？
他是内江的。”
张树增反应过来，这又是在聊张兵曹的事情。
“他不是当过罗烟灰的兵吗？”
“只是在罗烟灰那里投的军，所以一首和老五师的兄弟伙混。
但他老家肯定在内江。”
罗烟灰，是西川军阀罗鼎臣的外号，源自他吸食***的嗜好。
在分立时期，罗鼎臣的势力并不算大，因此只分得一个杂牌师的编制，也没有在升阳那里“挂牌”（即没得过升阳的正式任命）。
然而，在少唐督（唐志和）入川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响应，于是唐志和也投桃报李，保举他做了川南方面的“五排”（指当上“侍所别当”，“五排”本是指袍哥中第三档的级别）。
罗鼎臣混成正经的“五排”，下面的兄弟伙也跟着鸡犬升天，散到各主力或“正编部队”去当兵做官。
“老五师，不好惹欸，” 李福生沉默了一会儿，“但他像是假势，应该算不得真的。”
“卡莫西列奈（かもしれない）。”
张树增随口应答了一句。
李福生微微皱着眉头，继续盘算着。
凉风吹过，道路旁挂着的升阳小旗随风飘动，那是“天长节”的余迹。
庆祝天皇诞生的节日原本就热闹，而由于如今的武隆天皇的生辰与上皇相同，这个时代的“天长节”更是盛大至极。
升阳朝廷的宗教机关“神祇官”将这种巧合解释为某种天启，示意着升阳帝国难以尽道的吉祥国运——类似的话，每个天长节都要讲，大喇叭小喇叭地反复播放了几十年。
播得久了，哪怕是在作为升阳统治边疆的西川，也几乎是人尽皆知。
像李福生这种当兵的，庆祝“天长节”的方式倒比较简陋。
不过是大几千人聚到操场上，乌压压一片地向东北方向遥拜，然后齐唱《君之代》；中午和晚上的饭菜里再额外加一点红肉，以示“天皇恩情”。
而民间的天长节要盛大许多，几乎和中秋相当。
每当“天长节”前后，街头巷尾的商店铺子都会卖一种名叫“日之丸”的点心——或者说，一类点心。
日之丸并无定制，唯一要求就是在米团、面团中央点出一抹正圆的红色，或者贴上一片圆形的红色果脯。
有些地方还会在里面填上馅料，吃着就更像月饼了。
早二三十年，中夏内陆并没有过“天长节”的习惯，“日之丸”也只是和人侨民才会食用的糕点。
然而，从西历1928年，也即武隆元年开始，作为对新天皇输诚的一部分，倚靠升阳武力才打回老家的中夏各军阀纷纷加大了对“天长节”的庆祝力度。
在中夏老百姓那里，庆祝“天长节”则和“拜火神”、“拜瘟神”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。
谁也说不清楚升阳军队到底从民间搜出了多少反抗军的士兵，又在这期间牵连了多少“无辜良民”，但正因为说不清楚，这才更有一种使人恐惧的魔力。
毕竟确实有人被搜家，确实有人被抓走，确实有人被处决；可与此同时，大部分人又在惶惶中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，看着尸体被一具具地挂起、展示、腐烂、拖走、消失不见。
这种时候，人们是会欺骗自己：如此行径虽然残酷，但确实十分公正。
唯一的不和谐之处，或许只有升阳镇压过后零散地冒出的那些男女疯子。
有些疯子见人就跑，同时痴笑着嚷嚷道：“都死了，全都死了”；也有一些疯子见人就凑上来，坚称自己是从某个不存在的镇子里逃出的“幸存者”——奇怪的是，后一种疯子很快就会消失不见，就如同那些镇子一样。
“老哥，买两块太阳饼吧，都是新作的饼子现填的糖，又香又甜。
老哥，买两块饼吧！”
看着十五六岁年纪的货郎殷勤地凑了上来，兜售自家的“日之丸”。
张树增连忙抬起手，示意货郎自己无意购买。
货郎倒也识趣，立刻不再纠缠，继续找下一个路过的顾客。
“一等迄天皇老汉过生日，桂香斋就满大街卖糖馍馍。”
走远一段距离后，李福生聊起了刚才的小插曲。
“他家饼子做得太大了，吃着又不能当顿（即不能当饭吃），我是不情愿买。”
“我倒没意见，”李福生又摸出一支烟，“抿抿甜的，也不难吃。”
结果才走了几步，就听见上方传来瓷碗破碎的声响，紧接着，一把椅子突然砸碎窗户，从楼上落了下来，在李福生和张树增面前摔得粉碎。
惊恐地向后跳了一步之后，反应过来的李福生立刻抬起头破口大骂：“妈.卖.皮，你狗.驲.的屁儿心心顶脑壳上！
谁砸的老子！”
只是，李福生在下面骂，另有一伙人在上面对骂，并伴着更多摔砸的动静，以及隐约几句“要打去外头打”。
几分钟之后，在一群看热闹的食客的簇拥下，两个半醉的汉子跌跌撞撞地来到楼下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厮打起来。
刚才那名货郎也凑过来，一边看热闹一边继续卖饼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张树增居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“格老子的，老乱，这儿！
嘿，老乱，看这儿！”
被叫到的中年人，便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
中年人头发灰白，身形瘦长，比川渝的一般个头要高上三五公分。
尽管右耳耳廓缺了一部分，但脸上没有破相，所以仍能看出其青春年少时的俊朗痕迹。
“老乱，你啷个不去找老相好？”
“莫提喽，老子清早八早赶过来，累的球痛胯酸。
结果人家月事来早三五天，全白吊搭。”
老乱嬉笑着抱怨道。
“那你谋划下午些去哪？”
“走迄青囊园找宝老板吃茶，再和他找戏院看戏。
我还能没个蹋蹋（即‘地方’）去噻？”
青囊园是成都的一家药房，而宝老板则是青囊园的管事，也就是药房里除大老板外级别最高的那个雇员。
照升阳传来的新说法，宝老板相当于青囊园的“经理”。
按理讲，一个大头兵没有机会结交一位药房管事，但李骁西处乱窜，说不定就能在哪个戏院里认识个谁。
至少，老乱是这么解释的。
但听跑江湖的人讲故事，得学会听一半留一半，因此，李福生（以及张树增）既相信老乱的说辞，又不完全信。
老乱没有娶妻，老父亲死后，也不再和家里的弟弟联系，孤身一人活在世上，无牵无挂。
每个月有了饷，他就到驻地外买酒买肉***买炊饼，接着到正经或不正经的地方听正经或不正经的戏。
要是再清闲一点，他便会去茶摊上喝茶，和三教九流聊天；有时两边聊到兴起，就再到酒馆里喝一轮；喝到感情火热、醉意熏熏的时候，甚至还会交流手艺。
这些，外人都是知道的。
可青囊园不是小药房，它的管事会出入老乱出没的场所吗？
就算是剧场，那也分前排座、后排座和包房，也不是所有人摞在一起。
只是老乱确实认识青囊园的宝老板，所以，也没人去细究这个漏洞百出的故事。
三人相遇之后，便寻了一处僻静的地方抽烟。
见到心心念念的老乱，李福生也不客气，开门见山地把早上的事情给对方描述一遍。
老乱脸上仍然挂笑，丝毫不为所变，“张子龙现在倒是屁儿大派，日子安逸的很。”
张子龙，也即骚扰莽子的张兵曹。
算命先生给他取的名字叫“张荣生”，但他在投军之后，嫌弃原来的名字不够威猛，便自己改了姓名。
张荣生本想干脆改叫“张翼德”，但由于张三爷名讳太大，他怕镇不住，就“退而求其次”，要做当代赵子龙。
只不过，有这种想法的兵不在少数，导致中夏南北的军队里有一堆“子龙”，他这“张子龙”一点也不稀罕，反倒比“张荣生”还要平庸无奇。
“老乱，你有什么意见？
我反正是决意不忍了。
要是他再这么逼迫，老子就找兄弟伙，在路上敲他龟儿的闷棍。
打昏之后丢进河里，只当他跌水溺死。”
“蛮，二哥，杀人不是这么杀的噻，”老乱用一种玩笑般的口气讲道，“你可摸了他的底，知道他拜的堂口是哪个哈？”
“还不晓得。
难道不是罗烟灰老五师那伙？”
“狗屁，你个瓜娃，错上天。
他是拜了巨昌生的香火，你以为呢？”
所谓 “巨昌生”，不是人的名字，而是一个组织的名称。
它在前西川行台的地界一般叫“巨昌生”，在前巴渝行台的地界一般叫“王赤宫”，在别的地区又有别的叫法。
而在升阳的会社登记记录上，它们被统一记录为“同善社”。
听到“巨昌生”这三个字，张树增和李福生面面相觑，第一次露出难色。
像“同善社”这样的会道门组织，信众遍布三教九流，有时候比部队还难惹。
“但是事在人为嘛，”老乱话锋一转，“他张子龙顶破天喽，那也就是小喽啰一个。
你们真把张子龙丢河里，只要事情办得溜刷，肯定莫会有大事。
但你们这样整了个麻麻眨眨，那是不得行：丢人啷个能丢金河？
这船来船往的，但凡下一篙子，撞迄水里的马凳儿（河中的尸体），人家哪能装瞎？
二天警察寻上营门来，有你们打脑壳（伤脑筋）的！”
“所以说嘞，我们才要老乱你指教噻，”张树增攀住李骁的胳膊，“先吃起，边吃边聊？”
“哈哈，要得！
蛮，我晓得附近有家棒棒鸡的新馆子，吃着巴适得很，还有小包房，就去那里吃？”
“老乱都说好吃，那肯定是没坏的。
就去那儿。”
李福生当然不会反对，于是，三人就这么定下中午饭的去处。
说话间，一架飞机从云层上方飞过。
最近两天总是如此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但空军的大爷想飞，那谁也拦不住，这也不是大头兵们会关心的事情。